就在成都市公安局专案组寻找王成禅的这两天，对于“包荐头”店主、“国防部保密局西南密字第241信销”的包福寿来说，同样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忙碌和紧张。

　　自6月2日接受“穿山甲”的指令寻觅王成禅的信息以来，包福寿一直在成都市内四处转悠。

　　从1939年开始为“军统”效力之后，王成禅就结识了一帮三教九流的朋友，最近一段时间，他假装闲着无事喝茶饮酒摆龙门阵，设法把话题往找人上面扯。

　　不过，这显然纯属撞运气，就像在街头“六合彩”摊头摸彩一样，理论上来说是有希望摸得到的，但实现的可能性却是微乎其微。

　　此刻，对于“穿山甲”来说，有一种火燎眉毛的感觉感。因为，“保密局”台北总部已连续两次来电催问进展情况，可见毛人凤的急迫程度。

　　于是，况锦天决定另派人员寻觅王成禅，让其嫡亲外甥屠亚杰出面具体操办此事。至于包福寿，则暂时不改变原先指令，还是让其全城寻访。

　　屠亚杰，二十六岁，出身富商家庭，其父系自贡盐商，袍哥首领。他上高二时辍学，报考成都空军机械学校，被录取。

　　次年，因酒后殴斗伤了一个将官的公子，尽管当时况锦天已是“军统”上尉，可也保不了外甥，屠亚杰被判了三年徒刑，交原籍警察局执行。

　　回到老家，凭其老爸的势力，当地警局没让屠亚杰坐一天牢，而是让他去刑侦队做了一名没有编制的便衣。

　　后来，况锦天担任“保密局”成都站督察组组长，负责对省会警察局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特务活动的监督。

　　于是，他就把外甥从自贡唤来省会，但没给屠亚杰委任什么职务，干的也是鸡毛蒜皮的零星活儿。

　　但是，舅甥俩心里明白，屠亚杰是况锦天的私人助理，干着监督“保密局”那班正式特务的秘密使命。

　　他干得很到位，以至于那些被暗中监督的特务们，竟然没有一个清楚自己在被监视。

　　成都解放前夕，况锦天受命潜伏，仍旧让外甥跟着他干，成都解放的九天前，舅甥俩去了设在玉带桥的一幢大楼内的“大旺星贸易公司”。

　　这家公司早在抗战后期就已经注册成立，档案显示多年来一直在正常运作。其实，这是当时“军统”秘密设置的一个备用密点。况锦天改名换姓成为公司经理，屠亚杰也改了名字担任庶务科长。

　　这家公司就他们两人，做的是皮包生意。这在旧时也算正常，比那些注册在自己家里的私人公司还强一些，毕竟还有个经营地点。

　　当晚，他把情况跟外甥一说，屠亚杰表示没问题，一定努力去做。不过，他提出一个条件:

　　如果完成了这桩活儿，不要奖赏，更不要编制头衔什么的，只要让我护送这个姓王的奔重庆上云南去境外，最后径赴台北。

　　到了台北，我找什么工作，也不用劳您老费心。没准儿我很快就会离开台湾，去香港、澳门或者美国都可能会。您看这么办行不行？

　　况锦天听着，寻思这小子倒还颇有心机，他想去国外过一份太平日子。当下沉思片刻，正色答道：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从私情上来说，我当然愿意你离开大陆，但这是公务，我说了不算数，还得向总部请示获准后才行。

　　一是根据之前所获的“袁某（即王成禅）以采药为生”的信息，追查其在出售药材时所接触的中药店的情况；

　　经查，成都市内的粤菜馆中，只有一家跟貌似王成禅的蛇贩子有关系，说是从清明节时开始的，他大约三至五天送一批蛇来，其中有毒蛇也有无毒蛇，以毒蛇居多。

　　王成禅话不多，说川语，因为跟店方几乎没什么交流，所以店家也不知道他的川语是否纯正。

　　粤菜馆有时有卖剩下的卤菜、点心，老板好心要送他一些，他从不肯收，态度却很客气，总是连连道谢。

　　同时，王成禅从来不跟别人说自己的事，曾有厨师随口问他住在哪里，他笑言“住在庙里”。

　　这显然是谎话，因为侦查员问过那帮小乞丐，“老先生”是否如他们一样以破庙为家，结果一致摇头说:

　　像他这种以捉蛇杀生为业的角色，天底下没有哪座佛教寺庙会向他提供住宿，甚至连进都不会让他进。

　　粤菜馆调查无果，专案组考虑到凶案发生前，王成禅可能以采药为生，接着就开始清查中药店。

　　从当时王成禅居住在石板滩的地理位置判断，他可能去石板滩所在地的县城新都，也可能来成都市售药，石板滩镇距这两地的距离差不多。

　　鉴于当时匪患情况，专案组认为，王成禅来成都卖药材的可能性大些，况且从石板滩到成都市也容易搭到便车。

　　根据王成禅在米市坝卖蛇这一情况，大伙儿认为王成禅出售中药的店家也会选在附近，将对中药铺的调查圈定在以米市坝为中心的方圆两公里的范围内。

　　侦查员用了一整天时间分头走访，跑遍了划定范围内的所有中药店、药材批发行和专门收购药材的地摊贩子，却没什么有价值的发现。

　　另一种则是认为侦查范围应该没错，只不过咱们查得不细，可能漏掉了一些药铺。

　　当然，这都是一些推断，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赵方局长在工作间隙，带着些樱桃前来犒劳大家。

　　专案组长俞青竹向赵局长汇报了白天大伙儿的调查情况，以及正在讨论的两种观点。有侦查员问道：

　　成都和平解放前后，各行各业都有由于种种原因关门歇业的现象，在专案组划定的调查范围内，是否有中药店或者收购药材的摊贩歇业不干的呢？

　　次日，专案组便向刚刚由市药材同业公会改组的药材行业协会做出详细的调查，查询在以米市坝为中心方圆两公里范围内是否有中药店铺在解放前后歇业关闭。

　　药材行业协会的接待专案组的是位年届六旬、干瘦如柴却又精神矍铄的秃顶老头儿，反应很快，听闻来意后，他几乎想都没想就开始摇头。

　　摆地摊的人没有资格加入协会，他们也不需要办理营业执照，所以也不必跟协会打交道。

　　至于中药店，老头儿说在他的记忆中解放后这个区域里也没有歇业的，连打算歇业的都没听说过。

　　“不过，有家制造成药产品的作坊半月前倒是歇业了。他们熬药时没留心，一场大火把整个作坊烧了个精光。唉！”

　　侦查员问明地址，随即就去找这个作坊的主人老方。一问，王成禅果然是把采得的药材全都卖给他家。

　　接触时，举止言行与跟粤菜馆接触时一样，老方也无法向专案组提供什么更有效的信息。

　　侦查员正要告辞时，来了两个伙计，他们是来跟老方商议，是否把火场废墟清平整后，重振旗鼓。

　　这是成都市公安局的侦查员，他们是来了解以前总来卖药材的那个“老袁”的，你俩了解什么情况吗？

　　那人有点儿怪，不喜欢说话，像个哑巴一样，不过，他说自己是石板滩的，我却听说他在成都这边有家。

　　去年秋天，当时成都还没解放，这个老袁来作坊卖药材。一如既往地闷声不响，倒茶递上他也只是接过来放在一边，照例不喝。

　　也是巧，正好有一个朋友老马来作坊找老黄说事。进来后，听大伙儿在议论刚刚离开的那个老袁，说这人卖药材很大度，不像其他采药人那样对给价、称重斤斤计较。

　　人已经去世。就是2月龙潭寺闹土匪暴动时，他去那边走亲戚，途中遇到土匪，二话不说就开枪把他给毙了。

　　不过，专案组已经知道了老马的住址，既然他生前说过王成禅住在他家附近，去找管段派出所就是。

　　但派出所的户籍底卡上当然找不到王成禅或者老袁的姓名，不过，能够准确的通过王成禅的特征在老马家附近访查。

　　专案组已经考虑到，多年前的照片跟逃川后的王成禅的样貌不同，所以在照片的基础上，综合了米市坝以及粤菜馆、中药作坊三方人员的口头描述，形成了王成禅的画像。

　　6月8日傍晚，专案组终于确认了王成禅在成都的藏匿点，就在距离米市坝大约两公里的化成寺街的一条无名小巷尽头的两间旧瓦房里。

　　随即，专案组先将该地址秘密监控起来，同时指派侦查员由管段派出所配合，走访了这条街上上百家街坊邻居。

　　几个侦查员一直忙碌到晚上九点多，除了多人确认曾见到王成禅有的还跟他搭过一两句话语外，并未获得其他信息。

　　与此同时，专案组长俞青竹在派出所查阅户口底卡，向多名留用警员和已经离开的时期的旧警员问询，试图了解王成禅解放前买下化成寺街那两间瓦房以及买通警署篡改户籍的情况。

　　但是，派出所对其房屋买卖情况并不知晓，至于户籍登记，据当初经办的一名旧警员姚某说:

　　当天午夜，专案组全员出动，带了由派出所联系的一个街头锁匠，悄然前往化成寺街王成禅的窝点。

　　对于专业锁匠来说，打开瓦房大门上挂着的老式黄铜锁根本不在话下，按照专案组的要求，他在不损坏锁体和内芯的前提下，就像使用原配钥匙一样，轻而易举地就把锁打开。

　　专案组副组长殷义一马当先，左右手各持手电和手枪，用脚顶着大门轻轻往里推开，一股腥味儿扑面而来，手电光下，只见屋里体长不一样的颜色各异的毒蛇满地乱窜。

　　殷义生性惧蛇，当下轻呼一声，连忙后退。他后面的侦查员詹添福眼疾手快，随即把大门拉上关紧。

　　有侦查员提议去找木棍、铁锹什么的把它们灭了，组长俞青竹说不行，因为此次来是查看这个窝点，一定要保持原状。

　　如此看来，他这屋里有可能藏着什么贵重的东西。如果这个猜测不错，那他倒是没逃远，还会回来的。

　　专案组决定进屋查看。可是那些毒蛇该怎么样才能解决呢？有侦查员提议连夜去请粤菜馆厨师来，让他帮助把毒蛇抓起来放在一旁，待专案组查看过屋里情况后再放出来。众人想想这倒是个办法，可以一试。

　　但是，侦查员孙牧原却提出了另一个主意：去消防队借高筒雨靴穿着入内，这样就不怕毒蛇。

　　大伙儿说这个主意好，于是立刻派人前去消防队办理此事。 穿着高筒雨靴入内查看的是俞青竹、段富仁、孙牧原三位。

　　王成禅的这个住所跟他在石板滩“叫花村”的草屋一样，屋里几无陈设，只有寥寥几件貌似捡来的破旧家具。

　　一张只有一半的写字台上有两个抽斗，都未上锁，里面放着旧鞋子、破布、空酒瓶之类的东西。

　　侦查员想起案发伊始，军方调查组去石板滩查看犯罪现场时发现，王成禅逃跑前把灶头拆毁，当时分析他可能在灶膛里藏了赃物浮财之类。

　　如果这个猜测准确，那么他会不会把赃物浮财转移到这边的灶膛里了呢？三人一议，认为有必要检查一下。他们搬开灶上的铁镬，扒开灶膛表面的柴灰，露出下面的砖头。

　　侦查员撬开砖头，发现里面不像老百姓家的灶头那样填的是土，还是砖头，一连撬起四层砖头，底下露出一个陶瓷坛子，坛口用数层防水油布封扎得严严实实。

　　侦查员把坛子起出来，打开一看，里面是若干金条、数种黄金饰品、珍珠玉石和一沓美元。

　　后经银行估价，黄金、首饰及珠宝折合案发时的旧版人民币市价一亿七千余万元，一沓美元是四千美元。

　　这些钱财，大部分是他以“还乡团”骨干分子的身份返乡反攻倒算作案所得，小部分是家庭及个人的积蓄。

　　王成禅并未远走高飞逃之夭夭。因为若要远走高飞的话，盘缠是必不可少，哪怕冒险也会回来取走。

　　狡兔三窟，这厮有很大的可能性在成都还有一处藏身之地，或者他是暂时藏身在某个江湖朋友的住处。

　　不管这两种可能是哪一种，王成禅都一定会伺机溜回来，查看这边窝点的情况；如果决定逃离成都，他也一定会把埋藏的赃物浮财取走。

　　6月9日下午，鼓楼派出所向专案组报来一个情况：有群众反映，鼓楼南街“包荐头”店主包福寿近日行为反常，荐头店连日处于歇业状态，他则从早到晚一直在外奔波。

　　此人，解放前跟袍哥等帮会人士常有来往，故目前此举疑似不轨，结合川西时势，很可能有通匪之嫌，希望政府予以注意。

　　这个反映情况的群众是一位烈属老大爷，本人是民主进步人士，统战对象，成都解放伊始川西行署领导登门拜访人士名单中的一位。

　　此公反映的情况，不管是疑之有据还是捕风捉影，都必须认认真真地对待。正是这个原因，所长才亲自来市局向专案组通报这一情况。

　　目前掌握的情况，并未发现此人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也一切正常，给外界的印象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寻常小业主。

　　最近根据市局指令调查“3·13”凶案案犯线索，户籍警因布控工作需要曾去找过包福寿，向其出示了案犯照片，他答应留意，但后来没有跟户籍警联系过。

　　这也正常，因为派出所向辖区内的旅馆、澡堂、私营医院等协助布控对象都打过招呼，事后也都没有回应。

　　侦查员对要不要立刻去找附近居民或四周商铺老板了解包福寿的情况，反复作了考虑，最后认为还是暂不行动为好，以防打草惊蛇。

　　专案组一共只有七名侦查员，李长生、孙牧原、沙世杰三人受命日夜监督化成寺街王成禅的窝点；

　　还剩下俞青竹、殷义、段富仁、詹添福四人，从中抽出三人负责跟踪包福寿，留下组长一人作为调度兼机动人员。

　　俞青竹进行调度的第一个电话就是往市局第四处，向处长蔡洪要求借调四名忠诚可靠并通晓警务业务的警员，蔡洪一口答应。

　　连夜赶来的这四人，属于专案组的外援力量，只承担专案组下达的任务，并不参加专案组的业务会议。

　　俞青竹寻思，增援力量已经到位，眼下闲着也是闲着，倒不如把他们派去替换蹲守王成禅窝点和跟踪包福寿的侦查员。

　　他跟殷义交换意见，后者提议说对包福寿的跟踪可能三人不够，不如原班侦查员不换，另加派两名外援过去，俞青竹点头同意。

　　接下来，专案组6月10日、11日连续两天对包福寿进行了跟踪，只见他整天在外面四处奔波，跟袍哥帮会的人士接触，也不知嘀咕些什么。

　　10日傍晚，包福寿前往东大街“净仁素菜馆”，与一男子共进晚餐。侦查员在该男子离开时，对其进行了跟踪。

　　6月12日，包福寿破例没出去，一上午都待在荐头店里接待顾客。俞青竹接到电话，皱眉沉思良久，自言自语道：

　　一是包福寿10日晚请酒款待的那个男子的身份已经查明，系留用警察，名叫李真璋，原省会警察局内勤科员，解放后被留用，调到第一分局看守所当了一名看守员；

　　二是中午成都市公安局第一分局看守所有一个犯人，利用外出看病机会成功脱逃。

　　这个逃犯姓王，名字不详，年龄在四十岁左右。 专案组闻讯，高度怀疑该逃犯疑似正在追缉的超级凶犯王成禅。

　　于是，俞青竹在报告赵局长获准后，即以市局名义跟二分局局长王效伟联系，说因侦查“3·13”凶案需要，拟派侦查员以“市局调查组”名义前往分局调查越狱案，请予配合。

　　王局长自无二话，立刻同意。 稍后，专案组殷义、詹添福、李长生三位侦查员以“市局调查组”名义前往二分局展开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