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陕甘边苏区南梁苏维埃政府发行油布币（苏币、苏票），虽然这种货币只流通了半年左右，但影响较大。陕甘晋苏维埃银行是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的银行。

　　1927年10月，唐澍、谢子长等领导了陕西的清涧起义；1928年4月，唐澍、刘志丹、谢子长又导了渭华起义。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先后开辟了陕北、陕甘边、神（木）府（谷）根据地，1934年至1935年，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成立，开辟陕甘根据地。陕甘根据地的银行，据史料记载只有陕甘晋苏维埃银行。在陕甘边、神（木）府（谷）根据地虽有以银行名义发行的货币，但没有设立正式的银行机构。1934年11月7日，在华池县南梁梨园堡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后，为发展集市贸易，方便交易，由苏维埃政府财经委员会印制发行了“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只有壹角、贰角和伍角的辅币券，没有主币券。辅币券可以兑换银币。1935年，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改组为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后，由陕甘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印制发行了“陕甘省苏维埃银行兑换券”，票面额不仅有辅币券，还有主币券，均可兑换银币。1936年4月15日，在神府根据地成立了神府特区革命委员会，为发展经济，神府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部依据市场的需要，印制发行了“陕北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银行流通纸券”，此时因法币改革，不实行兑换货币，故改称流通纸券，也称苏票。但上述用银行名义发行的纸币无银行机构。

　　1935年1月，在安定县白庙岔村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各县在土地分配的基础上，开展了苏区的经济建设。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为发展集市贸易，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在石油沟（后迁瓦窑堡）建立了陕甘晋苏维埃银行，银行主任艾楚南，银行的主要工作是印发纸币、布币、铸造和兑换银币。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西北办事处，重新划分陕甘根据地为陕北、陕甘两个省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11月，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改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同时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将陕甘晋苏维埃银行并入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至此，陕甘晋苏维埃银行的工作任务结束。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转战入川，24日解放川北通江县城，29日成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1933年元旦前后，红四方面军解放了通江、南江及巴中一线，正式创建了川陕苏区，不久便进入了苏维埃政权发展的全盛时期，苏区“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到营山、渠县，北至陕南的镇巴、西乡、宁强，面积四万二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七百余万，共建立了二十三个县和一个市的苏维埃政权，红军从入川时的一万五千余人，发展到近八万余人…”[1]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有很巨大的作用与意义。”[2]

　　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于1933年2月中旬正式成立后即着手进行经济建设，其首要措施是建立财政领导机构-财政委员会。按照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的规定，在川陕省财政委员会下设工农银行，亦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工农银行，行长由财经委员会主任郑义斋兼任，副行长是张琴秋。工农银行的职能是“制造苏维埃货币，统一币制，流通苏区金融，实行对工农的低息和无息借贷，帮助合作社的发展”[3]。1933年3月1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经济政策（草案）》，宣布苏维埃工农银行在信贷、货币和金融管理等方面的政策，其中货币政策明确规定了“苏维埃区域内的旧货币，在目前得在苏维埃区域内通用，并消灭行市的差别；但苏维埃须对这些货币加以清查，以资监督。苏维埃政府应发行苏维埃货币，并兑换旧的货币，对于旧的货币，开始亦可采用加盖图记通用。外来之货币须一律兑换已盖苏维埃图记之货币或苏维埃自己发行之货币，始能在苏维埃区域通行”[4]。这是川陕苏区初建之时，因造币厂尚未建立，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支援革命，巩固政权，解决苏区内货币使用的急需而临时采用的特殊手段，即在旧货币上加盖苏维埃图案印记作为特别标识后在苏区内流通。

　　加盖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川陕苏区，多个苏区都有这种现象。“宣布旧金钱无效，这是不适当的。开始能够使用盖印苏维埃政府印章的办法，或者在旧的金钱上作各种能分别的标记”[5]。“苏维埃应发行苏维埃货币，并兑换旧的货币，对于旧的货币开头亦可采纳，加盖图记通用，外来之货币须一律兑换已盖苏维埃图记之货币，或苏维埃自己发行之货币”[6]。

　　王明在中国苏维埃政权经济政策（一九三三年）一文中指出“我们现时在苏区内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在境内流行的也有政府的货币，也有苏维埃政府发行的货币。以前曾有过这样的办法，就是当商人来到苏区时，须要把带来的政府货币换成苏维埃的货币，如果在某个苏区内，还没有苏维埃自己的货币时，则由苏维埃政府将政府的货币盖印，然后可以通行”[7]。

　　这三份属中央的正式文件，不仅有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明确指示，还有中华工农兵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颁布实施的正式法令，和的报告，其权威性不容置疑。

　　1931年12月11日，中央苏区成立“红中”编委会，开始出版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红色中华》由项英具体分管，早期负责人有王观澜、周以栗、李伯钊、钱希均、李一氓、、沙可夫、韩进、任质斌、瞿秋白、向仲华、等。《红色中华》创刊之初为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后改为中央、中央政府、全国总工会、青年团中央的联合机关报，该是中国和苏维埃政府舆论宣传的主阵地，在中央苏区发行量最大时达四万多份。1934年7月5日，《红色中华》刊发标题为《苏区银币流行白区吓得收买镕化》一文，“南京6月29日电：蒋介石南昌行营近来发现苏维埃银币大批在白区流行，许多银币上都铭了‘苏维埃’的记号。湖北蕲春县勒收民众捐税，民众就拿出有苏维埃记号的银币来完税，吓得手忙脚乱，赶快规定了三条办法，到处收买苏维埃银币，再拿去镕化。但是对于有苏维埃银币的人又要严格查问监视，因此很难收去，苏维埃银币仍就（旧）在白区广大群众中流行”。

　　由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于1985年12月出版的《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分局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编号00793《关于湘鄂西详细情况的报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之3第287页有财政工作“以为这样做才能够解决问题，有一时期并将现洋上印苏维埃三字，观念并不是在宣传，而是在阻止现金出境”等记载。

　　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1984年12月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公开出版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一书中第18页明确记载有“苏维埃政府曾就地造了模子，压过镰刀斧头图案的大当二百文铜元，时间不长，数量不多”等记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洪湖市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洪湖文史》第十七辑为湘鄂西苏区革命和建设文史专辑，其中第138页明确记载“省苏政府成立后，以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的名义铸造、发行了铜币，流通于洪湖苏区、为防止现金外流，还在旧银币、铜币上压印镰刀锤头和五角星的图案”。

　　洪湖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1992年12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第一版出版发行的《洪湖县志》的金融第二部分货币（二）人民币第276页有关苏维埃货币部分明确记载“除纸币外，还发行了银币和铜币，在银币上铸有‘苏维埃’三字，以防外流”。

　　有关这样的一个问题，认同的著作、文章很多。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中第七章“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第五节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第三节“财政、金融建设” 第349页有“为防止现金外流，还在旧银币、铜币上压印镰刀锤头和五角星的图案”的记录。

　　《中国钱币》杂志2006年第一期“根据地货币栏目”第47页发表了张建新题为《川陕苏区“改制代用币”初论及藏品辨析》一文。《中国钱币》杂志2012年第三期“根据地货币栏目”第52页发表了廖加坚题为《揭开苏区“苏维埃”加盖币的面纱》一文。两篇文章的共同结论有五点：一、以珍稀机制币为仿制目标的麒麟钱币社平玉麟仅是以红军1931年至1933年的加盖币为蓝本在1936年后进行了仿造，加盖苏维埃币的得到了《克劳斯目录1900年-2000年》、《中国历代货币大系-8》等权威钱币书籍的认可，加盖苏维埃银币被收录在书内。二、1930年8月，根据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建议，各大苏区普遍采用在旧币上加盖印苏维埃政府印章或者在旧的金钱上作各种标记的政策，苏区加盖币只在旧币上加盖。三、在旧货币上加盖标记的目的是排除旧币体系，防止现金（银、铜币）外流，建立苏维埃统一的金融货币制度。四、1931年春，中央向各大苏区发出在旧币上作各种标记的通知，此时到各苏区有了一定的造币能力时间段算，苏区加盖币的时间大多分布在在1931年初至1933年底。五、已经知道的加盖币有袁像、孙像银币和各类铜元加盖币，加盖有“苏维埃”、红军旗徽、党徽、五角星加“工”字等。

　　江西省钱币研究会主办的《钱币研究》杂志2009年第2期（总第32期）刊发了陈晓岱的署名文章《红色中华银币谈》。文中指出“同时，印制苏维埃三字的银币当时也出现了”。1932年12月9日《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载：“有一时期，并将现洋上印制‘苏维埃’三字”。“这种印制苏维埃三字的银币，已经越出革命根据地的范围，流通到白区”。“1934年7月5日《红色中华》报有一篇报道，标题是《苏区银币流行白区吓得收买镕化》。其中载：‘南京六月二十九日电：蒋介石南昌行营，近来发现苏维埃银币大批在白区流行，许多银币上都铭了苏维埃三字的记号。湖北蕲春县，勒收民众捐税，民众就拿出有苏维埃记号的银币来完税，吓得手忙脚乱，赶快规定了三条办法，到处收买苏维埃银币，再拿去镕化。但是对于有苏维埃银币的人，又要严格查问监视，因此很难收去，苏维埃银币仍就（旧）在白区广大群众中流行’。事实说明，在下生活的群众，同苏区群众一样，都爱护体现自己利益的银币；反动派用尽一切办法企图消除这一些银币的影响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有苏维埃三字的银币也是人民群众求解放的有力武器”。

　　曹春荣的署名文章《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的金融决策》一文中记载“开始时可采用在旧货币上加盖图图记通用的办法。外来之货币则必须一律兑换已盖苏维埃图记之货币或苏维埃自己发行之货币”。

　　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主管、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主办、中国老区建设画报社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国老区建设》杂志2014年第5期（总第219期）的“红色经典栏目下的收藏老区”第62页刊发了张立平、张友君署名文章《见证湘鄂西根据地金融发展的印钞铜版》。文中指出“湘鄂西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初建立了湘鄂西特区分行，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的名义开始发行纸币、铜币、银币，主要流通于湘鄂西根据地所属县市。为防止现金外流，还在旧银币铜币上印制镰刀锤头和五角星的图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银行的货币发行和管理制度比较严格，凡赴白区购货和办事的人，先到银行将苏币换成现洋；白区商人来苏区所带的现洋，也必须到银行换成苏币，方可购货”。

　　由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金融研究所、陕西省金融学会和陕西省钱币学会联合主办的社科类金融综合刊物 《陕西金融》1984增刊钱币专辑（2）刊发了渠汇川和张高升撰写的文章《并非臆造袁头加盖“苏维埃”银币》，文章提出根据1932年12月29日湘鄂西省委关于湘鄂西具体形势的报告和1983年陕西耀县发现的袁大头加盖“苏维埃”银币实物，可以证明，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确实有打印“苏维埃”戳记的银币。因此，他们都以为“苏维埃”戳记币伪造是有的，“臆造”是不确切的。

　　2022年3月2期（总第52期）《中国钱币界》杂志“钱币大观”栏目刊发了龙泉的文章《金寨惊现苏维埃政府公章及苏维埃加盖币》。文章认为金寨县隶属于安徽省六安市，位于皖西边陲、大别山腹地，地处皖、鄂、豫三省的七县二区结合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组建了十一支主力红军队伍，是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主要发源地，是中国组建主力红军队伍最多的县，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中国第二大将军县”之称，是著名的革命老区。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现在的金寨县就处在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苏区的鄂豫皖苏区核心区域，在此地区发现苏维埃戳记币实物为中华苏维埃政府早期临时代用币提供了有力的印证，为研究中国早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革命文物，其史料价值是非常高的。

　　《中国钱币界》杂志2021年9月第5期（总第49期）刊登壬辰的文章《红色货币中华苏维埃加盖币探析》（上），文中指出，苏维埃戳记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革命根据地在当时流通的银币和铜元上加盖“苏维埃”字样和五星内嵌镰刀锤子图案（早期为圆戳内嵌镰刀斧头图案）而形成的一种货币，是最早红色货币之一。

　　加盖币确有如麒麟钱币社等钱币商为出售泉品而伪造者，甚至有有细分“苏维埃”三字笔画头尾分毛刺者为老做臆造、无毛刺者为新仿之说，但确有这一货币品种应是无疑的。

　　川陕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领导下的重要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个大的革命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川陕苏区由于受地理条件局限，交通闭塞，经济贫穷落后，主要的的军需物资和人民生产生活用品，均靠从白区进口，余洪远回忆：“穿要靠外面的布，印票子也要用外边的布，从外面进布又紧张…”[8]“我们购买军火，主要在成都、重庆、武汉、西安等地买一部份…”[9]刘瑞龙回忆：“比如我们要进口的食盐、布匹、棉花、粮食，还有中西药材、耕牛、小猪、煤油以及擦枪用的生发油、电讯器材、印刷材料等等…”[10]

　　当时的川陕苏区需从白区引进的急需物资有武器、弹药、布匹、医疗器械、药品、电台、电池、粮食、食盐、棉花、擦枪油，苏区造币厂所需的印钞纸、油墨、细布、油印机械、零配件和发展苏区生产所需的耕牛，小猪以及生产工具等等。

　　苏区军需民用物资严重紧缺的同时，白区逐步加强了经济封锁，《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指出：“反革命的进攻不单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而且采取经济封锁的毒策，想来增加我们的困难，敌人时常说苏区物资缺乏不能持久作战。因此解决物质的困难，冲破敌人经济封锁，在长期的残酷战争中，绝对保证工农红军的给养与供给，改善工农的生活，这是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11]

　　面临严密的经济封锁和急待解决的物资供应问题，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两条行之有效的措施，一利用苏区本地物资资源，通过经济公社与白区实行物资交易；二建立金融体系，仿造白区流通的货币，到白区购进所需物资。

　　川陕苏区建立的金融体系在巩固苏维埃政权，支援革命战争，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商品流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根据《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的规定设立工农银行，开办造币厂，制造苏维埃货币。苏区工农银行设有两个造币厂，一个印刷纸币与布钞，一个铸造金属货币。川陕苏区发行流通的货币主要有三种，纸币、布币和铜、银、锡等金属硬币；仿制的白区银、铜币；改制币。

　　1933年1月，红四军34团袭击了陕南镇巴县，缴获了部分造币机器；1933年5月，红军缴获了土匪王三春部制造铜元的机器以及部分铜料；1933年8月红军占领杨森在营山的造币厂；1933年下半年红军在南部县谢家河攻占下军阀李家钰的造币厂。虽然不断缴获造币设备，但是川陕苏区造币设备仍然不全，技术人才缺乏，造币困难很大。直到1933年10月，红军取得了宣达战役的胜利，于10月20日攻克达县，刘存厚耗巨资建立的兵工厂、造币厂被红军完整掌握。据当时的《国文周报》[12]及《川陕边区史料》[13]记载，厂内共有各种机器一百三十八台，属造币设备的有英、德、日造大圆车、碾片机、印花机、滚边机、摇光机、制模机、银炉、磨光工具等，另有铜砖八百余块（块重四十至五十公斤），杂铜一万多公斤，浓硫酸、硝酸一百余缸（缸重五十至一百公斤），进口钢材五千公斤，焦碳一万多公斤。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行长郑义斋动员原造币厂的技师工人到苏区工作，并负责机器的拆卸和安装。

　　1933年5月，为便利苏区与白区的贸易往来，川陕苏区建立秘密交通联络点，开辟了从陕西汉中到四川旺苍的红色交通线月仿造了一批白区通用的袁大头、孙小头和汉字川版银币。1934年11月，红军西征迁造币厂于旺苍期间为开辟新区，扩大苏区并为准备军需物质又仿造了一批袁大头、孙小头和川版银元。

　　针对这一些状况，国民政府采取了应对措施，“1932年6月19日，成都市政府、城防部、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布告，省内外各版大洋，除破、烂、假不用外，不论新旧，凡成色份量均足的，既为合格货币，一律通用”[14]。1935年2月19日，蒋介石发出今后四川各军不得自行印铸票币电稿：“闻各军最近尚有设厂造币…所有自由印铸票币券据办法，亟应立予纠正，俾免发生降碍，予人民以无穷之累，贻赤区以可乘之机。”[15]

　　1933年10月，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攻占达县，完整接管了原二十三军军长、四川“剿共”军第六路总指挥刘存厚的造币厂。此后，红军造币能力大为增强，至1935年4月红军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为止，川陕省苏区计发行十九种版式不同面额的壹圆银币以及多种铜元。

　　1933年11月18日，川陕苏维埃政府在通江城郊西寺正式成立了川陕省造币厂，厂长由郑义斋兼任。川陕苏区的造币业从此进入快速地发展时期，川陕省造币厂由最初的十多名工人发展至工人数超过二百人，其中从达县来的工人即有近二百人，其余工人来自南部、阆中等地。造币厂设生产股、制模股、修理股、管理股、生活管理股等，主要负责生产银币和铜元。川陕苏区货币的铸发数量居同时期各苏区之首，数量多、版式多。

　　川陕苏区大200文铜元多在1933年初铸造，红铜质多，直径在三十三至三十六毫米之间，正面上铭“川陕省苏维埃造币厂造”，中间有嘉禾图案及阿拉伯数字面值“200”，下铸“一九三三年”或“一九三四年”，反面铸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及三颗小五星和镰刀、锤子图案。大200文铜元因制币工艺落后，成品粗糙，尺寸、重量不一致，铸量不多。

　　川陕苏区小二百文铜元币质红铜，直径在二十八毫米至二十九毫米间，正面上铸“川陕省苏维埃”六字，下铸面值“二百文”，左右分铸对称的“铜”、“币”两字，中间圈内有阿拉伯数字“200”，反面空心大五角星中间是镰刀、锤子图案，五角星的外角空隙处有“赤、化、全、川”四字，最下铸有年份“1934”。

　　1934年川陕苏区铸有五百文铜元，币质红铜，直径三十二至三十五毫米，正面上铸“川陕省苏维埃造”七字，下铸面值“五百文”，两边各有小五角星一颗，中间圈内有阿拉伯数字“500”，反面正中有嘉禾、五角星、党徽图案，外圈环铭“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下是年份“一九三四年”，年份两侧各有小五角一颗。

　　原红三十军供给部军需科长陈三记回忆：“每解放一处，所有没收的金银、首饰、作钱的胜利品都要交公。”[16]原红九军经理处张顺国回忆：“那时没收的银子、大烟全部上缴。”[17]王世品回忆：“德汉城上面有银行，银行主要保管票子、银子等，在街上开展览会，展览打家来的银子、银宝等。”[18]庞从方回忆：“1933年下年巴中县（清江）二区，交省财委的大银子计十四锭，硬银洋三千多元，铜元计装有十四麻袋。花银子（首饰银）两背。”[19]余洪远回忆：“我们的造币厂，是打下达县之后，将刘存厚的造币厂搬到通江的，刘存厚的银砖也都搬到通江去了。我们造币的原料，有刘存厚的银砖，还有打土豪没收的翘宝（银锭）、花银。”[20]白区《国闻周报》载：“一路毫没有抵抗便抵拢绥城…刘存厚积存下来的五六千枝枪、百多万发子弹、百多万的现洋、兵工厂、造币厂全部机器和材料，也轻轻巧巧的送给了。”[21]成都《川报》1934年10月23日讯：“凶锋所到的地方，无论金银货币及金银首饰之物，该■齐掳掠一空。集中伪财政委员会工农银行，闻入川后，在各地抢得金银总的数目当在六百万以上。”[22]白区《财务旬刊》1935年第十二期第七页载：“将民间所有银币及银器，集中川陕省造币厂，铸成镰刀斧头标帜之伪币，及伪川版两种。”[23]又据成都《川报》1934年1月8日讯：“五路军七旅旅长许绍宗，昨函此间某钜公申述匪军内部情形……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匪军在宣城（注：即宣汉县城）搜银元七千余元。生银一万几千斤，首饰金银几百斤。”[24]原任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军需科长吴先恩回忆：“红军造币原料的来源，一是打刘存厚、打土豪没收的金子、银子元宝；二是苏区人民的支援，这种支援要占大部份。…那时，上面一声号召，动员群众支持造币，支援革命战争，老百姓的热情很高，把打土豪分到的金银首饰，有的是新婚夫妇的结婚纪念品，自己认为最珍贵的东西，很慎重地献出来，表示热爱红军的一片心意。我们当时就用老百姓生活上急需的盐、布、粮食跟他们交换，或者用点票子买进来。”[25]

　　红军掌握原刘存厚造币厂后开始大量铸造银币，《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有记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造币厂银币，由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于1933年发行，流通于川陕根据地。”[26]“现收集到的苏维埃银币有两种：一种是1933年铸造的，面额一元，重量26.1克、成色75%；另一种是1934年铸造的，面额一元，重量26.7克、成色88%。”[27]

　　为突破白区的军事和经济封锁，川陕苏区铸造了大量白区使用的银币，这些银币大部分是仿制的“袁大头”、“孙小头”和“川版汉字壹圆”，用于到白区购买苏区急需的药品、无线电器材、电池、弹药、医疗器械等军需物资和民生急需的盐、布等生活物资。余红远《川陕省金融事业为壮大红军提供装备》一文记录：“用袁大头、孙小头和川版等仿造的白区银圆从白区购买军火、电台、器材、印刷颜料，主要是在重庆、成都。另外也到陕西去买一部分，也有一部分在武汉买。”[28]

　　1980年4月9日有关采访余红远的记录记载：“苏区仿造了一批袁大头、孙小头和汉字川版银圆等白区货币。”[29]“苏区铸造了镰刀斧头银圆、铜圆；并仿造白区银圆，有袁头壹圆、孙头壹圆、川版壹圆三种。以上三种仿造银币，在川陕省苏维埃境内不许流通，但是允许兑换苏维埃货币。”[30]老红军吴先恩回忆：“当时的货币，有银元、铜元、票子，共三种货币。票子又分纸票子和布票子，银元里面仿制白区的袁头、孙头，就是大头、小头，还有川板，其中又以川板最多，我们自己的银币，造的是镰刀斧头的。”[31]李汛山回忆：“银元压得多的还是川板和袁大头。”[32]刘瑞龙回忆：“那时我们四种银币都搞了，这就是镰刀斧头的，袁大头的，孙小头的和川板的。”[33]王朝禄回忆：“造币厂还造川版银元，为的是与军阀作货币斗争。”[34]马登长、马登海说：“银元敌区用，拿去敌区买盐、枪、纸，也做川版银元，似川版，只是边子有点粗。”[35]此外，还有老红军马良成、庞克道等均有相同回忆。据《国闻周报》载：“不过面上不甚光滑，花纹也显得祖糙…”[36]白区《财务旬刊》报导：“将民间所有银币及银器，集中川陕省造币厂。铸成镰刀斧头标帜之伪币，及伪川版两种。”[37]

　　川陕造币厂仿四川银币主要利用缴获的刘存厚从上海定制的军政府造四川汉字银币钢模铸造。

　　川陕苏区内部流通的是川陕省苏维埃造币厂铸造的“镰刀斧头”图案的壹圆银币，就其流通区域成恩元认为“目前可以考定的地区，除陕南一带外，在四川有万源、城口、仪陇、营山、蓬安、南部、阆中、达县（绥定）、宣汉、广元、昭化等十余县”[38]。通江、南江、巴中等地苏区历史较长，剑阁、梓潼、江油、彰明、平武、北川、茂县、松潘、理县、懋功等凡红军到过的地区均有川陕苏区银币的流通。

　　原川陕省委组织部长，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余洪远说：“对外三种中是大头比较好，销路宽，拿出去未出过差错。仿四川的川版，在武汉、陕西等地用均不行，孙头也不行，在四川使用还可以。在另外的地方只有袁大头才可以。”[39]原任川陕省委宣传部巡视员王朝禄说：“造币厂还造川版银元，为的是与军阀作货币斗争，把这些川版银元拿到边界去买布匹、棉花或者药品，通过银行向经济商店贷款的方式发出去，流通到统治区去换货。”[40]原川陕省工农银行总行保管科长杨文局说：“郑义斋就曾受军委派令，亲自到白区陕西去与的孙蔚如部进行秘密谈判，互不侵犯，还从此打开一条通往川陕苏区外的交通线，经常运仿造的白区袁头、孙头和川版银元去买回作战所需的武器、颜料、电讯器材、医药用品，以及苏区缺乏的物资，供应军民需要。”[41]《陕南军事斗争资料选辑》载：“（陕南）当时白区对四川的白洋不用，普遍用的票子和袁大头，靠这些才去陕西买东西。”[42]

　　文献记载，为了市场贸易找零方便，川陕苏区造币厂还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压制过锡小钱。因为川陕苏区流通的布币（部分纸币）以串为单位，串以下还须找零，故造币厂曾压制锡小钱，币值有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种。据余红远回忆：“（造币厂）压过锡钱，是1933年打垮刘存厚以前的事，压锡钱的地点在苦草坝，锡钱大小像清代康熙制钱，中间设有方孔，锡钱有当五十文，当一百文，当二百文三种。锡钱压得不多，没有发行开，一则外观看来不行，老百姓不大喜欢用；二则锡的原料来源不多，所以不久就停压了。”[43]锡小钱压制不多，实物罕见。

　　川陕苏区实行货币银本位制，所发行的纸币、布币、铜币都是以银币为本位的兑换货币，这些货币大部分采用“串”“文”等作计值单位。“串”“文”“吊”“枚”等均系古代计值、计数单位，这是为了适应当地群众的习惯及当地经济不发达的真实的情况。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规定了银币、铜元、布币、纸币的法定兑换价格是“银元壹圆（苏洋）等于铜元三十吊（合二百文铜元一百五十枚或相当于此数量的布币或纸币）”[44]，即一元银币等于三十吊铜元或三十串纸币（布币），一吊铜元等于一串纸币（布币）等于一千文。实际流通中，兑换价随军事的进退、封锁和反封锁以及私商的态度情况而发生变化。

　　1933年10月25日一元等于24.6串，其依据是川陕苏区税务局填发的一张征税凭证-《累进税执据》，此执据盖有“川陕省长赤县工农税务分局第四所查讫”[45]红色印章，执据内容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税务总局赤字第六八五号客商陈士禄货名大烟数量八两货品共值价洋六十四串照章应纳税洋一角三分纳税地址两河口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下时经手人冯安锡签”[46]。根据《川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中“烟。…专门贩卖烟为业，按每两抽5%”[47]的规定，64串乘5%等于3.2串，3.2串等于0.13元，即可知24.6串等于一元，即间接显示工农银行的官方兑换牌价，1933年10月25日长赤县两河口（今南江县下两区）壹圆银币（或工农银行发行的壹圆纸币）可兑换24.6串布币或纸币或铜元。

　　1933年12月时一元等于二十五串。据1933年12月徐士勇局长署名发布的《川陕省达县工农税务分局布告》规定：“甲、营业税。一是专门贸易者，指明行商、贩卖行的营业计算，和坐商城市有门面的，以每月计算的资本，如在五百串以下免税。…乙、所得税。即佃金税，是各业行户所得佃金若干，从中抽税。每日做二十元以下者，交易免税”[48]。此处“五百串以下免税”[49]和“做二十元以下者，交易免税”[50]，皆指纳税的起征点五百串或二十元，其下不征税，其上则按规定税率征税，因此此时五百串等于二十元、一元等于二十五串。

　　1934年2月6日一元等于二十八串三百文。1934年2月6日出版的《》第43期《热烈拥护医院巴中送三十条猪三十条棉絮》有“…省委本身总部工作人员拥护红军也异常踊跃。收本部少共洋二元，收妇女部钱十串三百，收妇女部钱十二串九百，收妇女部钱十五串，收油印股钱四串二百，收宣传队钱十四串五百，收各部门二十二串二百，收监察委员会二串四百，共合（各）部拥护医院钱一百三十八串一百文正”[51]。“共各部拥护医院钱一百三十八串一百文正”[52]系指各部捐款总数，其中除“少共洋二元”[53]外，余则是指妇女部，油印股等五单位捐款合计钱八十一串五百文，据此可知圆、串比价此时为一元等于二十八串三百文。

　　1934年8月28日（农历7月19日）一元等于三十串。据《红江县五区五乡贫农合作社的总帐目（1934年7月19日至冬月29日止）》的记载：“共入各村底金本票九百六十六吊；共入各村苏洋、川洋、纸洋二十四元，每元照三十吊扣算，合吊票七百二十吊。”[54]因此元串比价为一元等于三十吊（串）。

　　1935年1月20日一元等于三十串。“全月初二（十二月初二日即1935年1月20日）交易主席：现票三千八百串，…欠帐一千一百九十串…各样货物谷米合钱一千八百四十九串八百文，扣洋六十一元六角六分，总共余额六千九百八十九串八百文”[55]。即交帐当日元串的兑换价为1849.8串等于61.66元，一元等于三十串。

　　以上应视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在不同时期公布的官方兑换价，上述数据证明川陕苏区在其存在的中、后期，军事政治形势较好，物质充足，物价相对平稳。

　　至于川陕苏区的改制币有民国十五年四川200文铜元上压制凹圆内镰刀锤子苏维埃标记改制币，光绪元宝二十文铜元压制凹五角星内镰刀斧头苏维埃标记改制币等。川陕苏区改制币还有待于继续深入发掘、辨伪。

　　苏维埃造币厂在铸币过程中由于所处环境、生产设备等方面的特殊性，其具体工艺等与一般造币厂有一些区别，比如在平整金属板材的工序中，川陕苏维埃造币厂除了使用打片、辗片两种工艺手段以外，还延续了鄂豫皖苏区造币厂使用的锉片工艺平整金属板材。

　　早期为西寺时期，1933年6、7月间（1933年7、8月间）至1933年底，造币厂铸地位于通江县城郊西寺。

　　1933年6、7月间到11月中旬最近一段时间，造币厂生产设备严重匮乏，生产环节中的辗片工序基本以打片和锉片工艺替代，主要铸造苏维埃大200文铜元，并试验性地铸造苏维埃银币。8月中旬至10月下旬，红军三次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占领了仪陇李炜如、南部李家钰、营山杨森、绥定（今达州市）刘存厚等军阀的四座造币厂。依靠这些设备川陕苏维埃造币厂于11月18日正式成立，并迅速投入生产。1933年底至1934年初，造币厂迁往通江县苦草坝得汉城的城坡里。

　　中期为得汉城时期，是川陕苏维埃造币厂的鼎盛时期，1934年初至1935年初，造币厂铸地位于通江县苦草坝得汉城城坡里。

　　这一时期的川陕苏维埃造币厂地处川北军事要塞得汉城，该地是川陕苏区的大本营，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其所面临的战争威胁比较小，而生产设备较为完善，技师和工人数量也较多，造币厂有了可用的辗片机，所生产的1934纪年的铸币质量大幅度提高。1935年初，川陕苏维埃造币厂开始迁往旺苍。

　　1934纪年的川陕苏维埃铸币中，除部分早期苏维埃银币外其余部分均以机器辗片加工金属板材。辗片机所使用轧辊有光滑轧面的也有带凸起纹理的，辗片过程中，由于凸纹轧辊的运用致使部分铸币表面有辗片纹理。

　　后期为旺苍时期，时间是1935年3月至4月中旬，造币厂铸地位于旺苍县五峰乡桂花村张家大院。

　　苏维埃造币厂搬迁到旺苍的时间，处于反“六路围攻”胜利之后，此阶段川陕革命根据地所面临的严重军事威胁是中央军与川陕地方军阀联合行动的“川陕会剿”。1935年4月中旬，苏区党、政、军机关全部撤离旺苍，川陕苏维埃造币厂在此次撤离中将造币机器全部沉入江中，至此，造币厂的生产活动停止。原造币厂工人王开一回忆说：“1934年底，阴历年以前，就停止了铸币。”[56]原造币厂老住户张李氏回忆说：“第三年（1935年）正月搬走，搬到旺苍坝。红军迁厂时，共搬了一个多月。”[57]原苏维埃造币厂工人邹孝奇回忆：“在旺苍坝搞了一个多月的生产，又到理番（理县），从旺苍坝起就没有机器了。”[58]

　　前所提“锉片”即将熔铸成型的金属板材固定在工作台面上，以锉刀打磨的方式将熔铸板材上凸起的部分去除进而达到整平金属板材以备后期加工所用。鄂豫皖苏区铸造的铜元上有大量的锉片痕迹，这些痕迹是凹陷于钱币表面的直线，可以分布在钱币表面的任何地方，这些直线粗细不同，深浅不一，线条间距宽窄不等，极个别鄂豫皖苏区银币上也有不明显的锉片痕迹。在川陕苏维埃造币厂的部分铸币上也发现了类似的锉片痕迹，川陕苏区铸币的锉片痕迹比鄂豫皖苏区铜元的锉痕稍显均匀、细密。

　　“1933年（有说7、8月间，有说8至10月间），川陕省苏维埃造币厂（有的回忆录在苦草坝，有的回忆录在德汉城）试铸锡币（俗称‘锡小钱’），因外观不好且原料不足，发行之初便停铸。《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图录》（增订版）收录九枚，分别有川陕小200文（赤化全川）元素的50文和100文，有川陕大200文元素的200文。其设计与铜元风格不同，大小如小平钱”[59]。

　　由于各苏区创建的时间先后不一，战场战况变化不止，各苏区只能视本区域情况自行发展管理，其银行的设立及货币发行的数量、种类、版式、形制和货币的具体管理制度等无法与中央苏区完全统一，只能是名义上统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于1932年7月正式发行货币，此后共发行纸币十三种、银币三种、铜元一种。在湘鄂西，各县发行农民银行信用券、银币、纸币和布币，1932年成立苏维埃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后统一了币制，先后发行纸币九种、布币一种、银币五种、铜元两种。湘鄂赣苏区各县发行各自的银洋票、铜钱票和铜币券等，1931年10月，鄂东南工农兵银行成立后，统一了各县的货币，先后发行纸币二十四种、银币六种。1932年12月，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成立后统一了全省银行机构，至1935年1月撤出根据地为止，共发行纸币七种、银币三种。尽管在1932至1933年，各苏维埃银行和工农银行多已陆续改名为国家银行分行，但实质上仍受该地区苏维埃政府的直接领导，在行政和业务上均与国家银行没有直接联系。如此形势下的货币发行、管理模式不利于苏维埃银行货币的跨区域流通，更没办法实现苏维埃银行货币的统一。

　　闽浙赣根据地货币之货币名称、发行机构、币材、面值、版式、流通区域、流通时间及备注信息：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银元票、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纸、贰角伍角、2、赣东北苏区、1931年5月~1932年6月，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银洋券、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纸、壹角 伍角 壹圆、5、赣东北苏区、1932年6~12月，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闽北分行银洋券、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闽北分行、纸、壹角 贰角 伍角 壹圆、6、闽北苏区、1932年1月~1933年1月，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银洋券、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纸、壹角 壹圆、3、闽浙赣苏区、1933年1月~1934年，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铜元票、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纸、拾枚、1、闽浙赣苏区、1933~1934年，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闽北分行银洋券、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闽北分行、纸、壹角 壹圆、2、闽北苏区1934~1935年，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闽北分行大额银元兑换券、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闽北分行、纸、伍拾圆 壹佰圆、2、闽北苏区、1932年、外贸使用，中国苏维埃造银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银、壹元、1、闽浙赣苏区、1934年，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临时军用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银、壹圆、1、闽浙赣苏区、1934年，仿制银元、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银、壹圆、4、闽浙赣苏区、1933~1934年[60]。

　　[1]林超等：《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第438页。

　　[2]林超等：《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第1-2页。

　　[3]张建新：《川陕苏区“改制代用币”初论及藏品辨析》，《中国钱币》2006年第1期，第47页。

　　[4]张建新：《川陕苏区“改制代用币”初论及藏品辨析》，《中国钱币》2006年第1期，第47页。

　　[5]中央档案馆编，选集（1930），第六册，《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经济政策的草案》（一九三0年八月）第七条，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9月，第270页。

　　[6]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选集（一九三一）7，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三财政与税则。

　　[7]中央档案馆编，选集（1933），第九册，中央党校出版社，第656页。

　　[10]四川省金融研究所：《访问老红军刘瑞龙记录》，1980年11月13日。

　　[11]刘敏：《川陕苏区银币铸行的有关问题探讨》，《四川文物》1998年第2期，第56页。

　　[12]黄洋：《川陕苏区造币厂仿造“四川银币”初探》，《中国钱币》2008年第2期，第39页。

　　[13]黄洋：《川陕苏区造币厂仿造“四川银币”初探》，《中国钱币》2008年第2期，第39页。

　　[14]方勇：《蒋介石与四川财政之整理》，《西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15]方勇：《蒋介石与四川财政之整理》，《西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16]四川省金融研究所：《访问陈三记记录》，1980年3月18日。

　　[17]四川省金融研究所：《访问张顺国记录》，1980年3月25日。

　　[18]四川大学：《访问通江永安公社五耕作区王世品记录》，1950年。

　　[19]林超等：《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第159页。

　　[22]刘敏：《川陕苏区银币铸行的有关问题探讨》，《四川文物》1998年第2期，第58页。

　　[23]刘敏：《川陕苏区银币铸行的有关问题探讨》，《四川文物》1998年第2期，第58页。

　　[24]刘敏：《川陕苏区银币铸行的有关问题探讨》，《四川文物》1998年第2期，第58页。

　　[25]四川省金融研究所：《访问杨文局记录》，1980年7月27日。

　　[26]项定才：《对川陕苏区货币几个问题的研考》，《四川省金融》1996年第3期，第55页。

　　[27]项定才：《对川陕苏区货币几个问题的研考》，《四川省金融》1996年第3期，第55页。

　　[28]黄洋：《川陕苏区造币厂仿造“四川银币”初探》，《中国钱币》2008年第2期，第40页。

　　[29]黄洋：《川陕苏区造币厂仿造“四川银币”初探》，《中国钱币》2008年第2期，第40页。

　　[30]黄洋：《川陕苏区造币厂仿造“四川银币”初探》，《中国钱币》2008年第2期，第40页。

　　[31]四川省金融研究所：《访问吴承恩记录》，1980年11月20日。

　　[32]四川省金融研究所：《访问李汛山记录》，1980年11月18日。

　　[33]四川省金融研究所：《访问刘瑞龙记录》，1980年11月13日。

　　[34]四川省金融研究所：《访问王朝禄记录》，1980年2月28日。

　　[35]四川大学：《访问通江造币厂工人马登长、马登海的记录》，1959年。

　　[38]成恩元：《川陕省苏维埃时期的银币》，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1953年7月，第4-5页。

　　[39]四川省金融研究所：《访问老红军余洪远记录》，1980年4月。

　　[40]四川省金融研究所：《访问王朝禄记录》，1980年2月28日。

　　[41]四川省金融研究所：《访问杨文局记录》，1980年7月27日。

　　[42]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室：《陕南军事斗争资料选辑》（1932年冬-1935年春），1980年，第23页。

　　[43]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川陕革命根据地金融资料汇编》（油印本），第198页。

　　[44]柳彤：《馆藏三枚珍贵的川陕苏区钱币——兼论川陕苏区铸行货币的有关问题》，《首都博物馆论丛》2022年第1期，第96-202页。

　　[45]沈有成、杨桂森：《巴中发现川陕根据地的累进税执据和印花税票》，《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第14页。

　　[46]沈有成、杨桂森：《巴中发现川陕根据地的累进税执据和印花税票》，《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第14页。

　　[47]沈有成、杨桂森：《巴中发现川陕根据地的累进税执据和印花税票》，《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第14页。

　　[48]四川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235-236页。

　　[49]四川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235-236页。

　　[50]四川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235-236页。

　　[51]刘昌福等：《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4月，第190-191页。

　　[52]刘昌福等：《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4月，第190-191页。

　　[53]刘昌福等：《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4月，第190-191页。

　　[54]四川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184-185页。

　　[55]项定才：《对川陕苏区货币几个问题的研考》，《四川省金融》1996年第3期，第57页。

　　[56]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金融研究所：《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41页。

　　[57]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金融研究所：《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12月，第203页。

　　[58]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金融研究所：《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12月，第208页。

　　[59]宋伟杰罗小东：《川化-军政府造川铭嘉禾铜元》，成都时代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13页。

　　[60]张书成、许炳南：《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